当人们在温哥华机场的玻璃幕墙前看到警灯闪烁，很少有人会把现场连到一个十九世纪的港口、几间土栈和一笔笔白银。2018年12月1日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，加方解释称“经美国指使”。在随后广为流传的叙述中，矛头指向汇丰银行：这家银行在2012年7月被美国指认为洗钱工具，缴纳了2750万美元罚金并签下《延期起诉协议》，而到了2018年协议期限将至，“为了自身利益捏造证据并把这份虚假的证据递到美国手中”的说法不胫而走。无论外界如何评断，这场跨境风波像是牵起一根老绳，把人拉回到一个家族、一桩生意和一段旧秩序开始的地方。
银行与帝国的互喂
如果把汇丰银行当作一个节点，线头会回到1864年8月。那一年，几家洋行代表联手在香港发起创办新银行，名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。翌年，上海与香港两地迅速开设分支。与一般股东不同的是，发起人之一大卫·沙逊不仅把钱投了进去，还安排自己第五个儿子阿瑟·沙逊担任首任董事会成员，为银行的公司治理注入了家族式的掌控力。自此，银行与一个家族的商业版图相互滋养：来自亚洲海面的巨额利润持续归集到这家银行，而具备跨境清算与信用背书能力的金融工具，又帮助这笔财富在更大范围内巡游。
展开剩余87%要理解这段互喂关系，需要回望更早一点的年代。1833年8月，英国议会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。此举不仅意味着私人商人可以自由参与对华贸易，还传递出一个信号：以自由竞争名义打开的亚洲市场，将成为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外溢的主要出口。棉纺织业在机器轰鸣中成规模产出，商品需要海路和市场，而“高毛利”的商品更容易在漫长的海运中抵消成本。在新的贸易格局下，一种特殊的货品被推到舞台中央。
鸦片的生意公式
大卫·沙逊对这种生意的把握，来得很早也很彻底。1832年，他从波涛之外的孟买落脚——这座港口城市在英国统治之下，具备稳定的法律环境与通关体系。他迅速加入英国籍，同年便在孟买设立沙逊洋行。凭借此前积累的财富和对英帝国商路的理解，他把英国棉制品与印度鸦片一并推向中国市场。十九世纪初期，鸦片贸易利润快速膨胀，远超普通商品。沙逊家族顺势完成了产销一体化，从种植、收购到走私渠道全部打通。相比沙逊洋行对华输入的鸦片数量，东印度公司在这一环节的存在感显得微弱。
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，制衡的闸门进一步松动，沙逊家族从“个体户”跃至英国鸦片贸易的领头人。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这个家族控制了印度70%的鸦片，规模化优势带来了议价权，也带来了地缘政治庇护。1900年，他们在上海青浦路与南浔路之间置办了3亩多的新沙逊洋行土栈，专用于囤储鸦片，择机高价出手。从1840年至1914年，沙逊家族在华鸦片销售量占英国对华总量的50%，年均利润约为200万两白银。七十余年间，这个家族从中国攫取的财富累计至1.5亿两。
在这一连串数字后面，有当时贸易制度的影子。废止专利权后，英商以“自由贸易”为名更直接地触达中国市场；而列强条约体系下的治外法权、通商口岸、领事裁判权，为这些贸易提供了相对安全的港口与法域。对一门需要稳定通关、需要海运保险与票据清算的生意来说，这套制度的叠加，构成了一个“盈利公式”。
从巴格达到孟买：迁徙与选择
与其从利润谈起，不如先看家族何以在风口之上。大卫·沙逊并非生来就身处海疆。他的祖先在数百年前落脚巴格达，家族成员出任当地的首席财政官。这样的履历意味着他对账户、税收、债契与官场的运行并不陌生。1821年，成年的他与当地行政长官发生矛盾，被迫携家远徙。十余年后，他选中英国统治下的孟买，原因不难理解：帝国的旗帜提供保护，港口提供航线，贸易提供现钱，而英籍身份提供一种跨境的“身份通行证”。这种选择，让他在国际秩序的风向中，找到了最有利的位置。
制度小科普：票据、延期起诉与港币
横跨两个世纪的故事，离不开三个制度关键词。其一，票据与结算。对于海上贸易商来说，银行提供的信用证、托收与汇票，是把遥远货物变为流动资金的枢纽。汇丰作为十九世纪新兴的区域性银行，正以此为商业世界提供润滑。其二，延期起诉协议（DPA）。这是现代法域里的合规工具：当机构涉嫌违法，检方可在一定条件下暂缓起诉，机构在承诺整改与支付罚金后，在期限到来时可能免于起诉。2012年7月，汇丰在美国即卷入这一程序，缴纳了2750万美元并签署DPA，而2018年期限将至的背景，在当时的舆论叙事里，被视为其后续一系列行动的压力来源。其三，货币发行权。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，实行商业银行发钞制度，经授权的银行可以发行港币。战后至二十世纪后期，汇丰不仅握有这一权力，还在香港市场占据约70%的份额，这种“银行即货币入口”的制度安排，赋予它极强的金融杠杆。
盟友与对手：胡雪岩、盛宣怀与李鸿章
金融权力一旦壮大，便很难不与在地的权力与商业圈发生纠葛。晚清商界巨擘胡雪岩，试图以本土资本系统抗衡外资扩张，表面看是一场商战，实则是金融供给、政治支持与信用联盟的较劲。另一位关键人物盛宣怀，在台前台后却与汇丰暗通款曲。当胡雪岩力图提升本土金融自主时，盛宣怀的“倒戈”改变了力量对比。胡雪岩未能守住资金链，轰然坍塌。
汇丰伸向“核心业务”的触角越发明显。李鸿章需要大量经费以支撑近代化事务，铁路兴修、军备购置都需银根支持。在这种双向需求下，双方达成一种交换：铁路经营权、关税与盐税作为融资抵押与保障，换取银行资金注入。这意味着国家“命脉性”的收入与基础设施部分掌控权，与海外资本结成了结构性绑定。用当时人的话说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”，只是这份“利”背后，权与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。
城市与仓：上海的舞台
具体到城市，上海是最清晰的样本。1900年那处位于青浦路与南浔路之间、3亩多的新沙逊洋行土栈，是一张地理层面的注脚：它说明这门生意已经不只是“跑船卖货”，而是通过库存调节市场价格，并与金融票据与保险体系相联动。等到1914年前后，世界大战带来的全球震荡叠加国内禁烟声浪，旧日繁荣开始显露裂缝。
禁烟之后的转身
1920年，全面禁烟政策推行，鸦片贸易空间被挤压。沙逊家族的视线随之转向另一种资产：上海的房地产。所谓“东方明珠”正在拔节成长，消费与租赁需求涌动，城市地价快速抬升。在许多近代城市史研究者这一阶段的房地产策略，延续了此前的逻辑——利用制度缝隙与资金优势，迅速获取现金流与稳定资产。高企的房价与租金，对普通市民而言则是另一重压力的开始。
收束与转场
历史常常在一夜之间换了场景。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体系被推翻，外滩的“帝国”财富在新的制度秩序下归零。沙逊家族在中国的房地产布局崩塌，家族成员被迫转往海外。至于汇丰，在解放战争时期已陆续关闭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分行，把重心挪至仍在英国管制下的香港。这一策略选择很快得到回报：在殖民地制度的框架内，银行继续扩张，稳居市场高位，握有港币的发行权，占据约70%的市场份额。直到1998年香港回归之后，汇丰昔日的“火焰”逐渐收敛，这家银行在新秩序中调整脚步，外界对其在旧时期“劣迹事件”的追索与评判，也与之相随。
回望巴格达：一条更早的河
所有这些发轫于更古老的河岸。大卫·沙逊的家族在巴格达的角色——首席财政官——决定了他们对权力与财富关系的直觉。1821年的那场与行政长官的矛盾，迫使他带着家族离开老家，十余年后在孟买站稳脚跟。若说选择英国籍与设立洋行是顺势而为，那么对时机的把握更见功力：1832年落脚、同年设立沙逊洋行，1833年对华贸易专利权取消，随即抓住窗口期，把英国棉纺织品与印度鸦片并轨输入中国。此后数十年，工业革命的供给、帝国海军的通道、殖民制度的保护与银行票据的清算，彼此扣合成环。家族因之而盛，城市为之而变。
跨世纪的镜像
再回到2018年。孟晚舟在加拿大的遭遇，因其所涉公司与技术疆界而引发世界瞩目。在一些流行叙述里，这场突如其来的拘押与汇丰2012年的《延期起诉协议》被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：2018年期限将近，银行“为了自身利益”采取了极端做法，递交“捏造”的材料给美方；“幕后真凶就是汇丰银行”的表述，在舆论场上回响。无论法律事实如何最终呈现，这类指控之所以能迅速获得情绪上的共鸣，大约与人们对跨国银行在近代史中扮演的角色早有既定记忆有关——当金融、法律与国家力量交织时，个体与机构的命运，常被拉进远大于自身的力场。
人与制度的缠绕
若把人物置于制度之中，可以看得更清楚。胡雪岩与盛宣怀在金融秩序上的分歧，折射出“本土金融自主”与“外资体系嵌入”的两种路径选择；李鸿章面对的财政压力与现代化诉求，解释了为何铁路经营权、关税、盐税会成为抵押与承诺；沙逊家族在鸦片、地产上的转换，则说明资本如何在禁与放之间寻找新的利润点。至于汇丰，从创设到发钞，角色从“清算通道”扩展为“市场之门”，进而对产业、城市、甚至政治产生外溢影响。这一切并非纯粹的阴谋或单线的善恶，而是利益与制度互相形塑的结果。
微观的细节，宏观的因果
把视角拉近，会看见港口堆场上缭绕的灰尘、账本里银两的进出、票据背签时押上的印记；把视角拉远，则是法案通过的日期——1833年8月，战事起落的断点——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转折，和制度重置的关口——1949年政权更迭与1998年香港回归之后的规制变化。细节与节点相加，构成了我们回忆与判断的坐标系。
尾声
历史并不会为任何一个家族停笔，也很少按公平的算法分配因果。人们在旧账与新账之间，常常想要一句盖棺论定的话，于是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的评语流传开来。把这句话放在本文的故事线上，它既像道德的，也像一个时代对金融权力的本能回应。更有意义的或许是另一重提问：当贸易、银行与法律跨境联动时，谁来界定游戏的尺度？在答案未定之前，每一次风云际会——无论是孟买的落脚、上海的土栈，还是温哥华的拘押——都会成为下一段历史的伏笔。
发布于：江西省